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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涌 城市化的歧途还能走多远?  

2011-02-21 15:26:06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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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时半年的、以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为主题的世博会刚刚落幕,上海静安区一幢高层住宅楼便遭遇大火,多个生命与巨额财产被火舌无情吞噬。长期以来,中国更多地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,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,导致“城市病”持续恶化。如此,不仅使城市越来越不宜居,而且使广大农村衰败越来越严重。中国应当也能够探索一条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,并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、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,而不应在现在的城市化歧途上越走越远。

  西方城市化道路的不成功与失败

  城市是“人口集中、工商业发达、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,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”。根据联合国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,2万以上居民集中的地区即为城市。城市已有数千年历史,但是近现代城市化过程深深地打上了工业化的烙印,因此近现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的产物。所谓城市化,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,人口、资源不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,与此同时,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价值观不断向外扩散和渗透的过程。

  城市化令人口与资源集中,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,但也能生成巨大的破坏力。长期以来,在功利主义者的不断宣扬、颂扬之下,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城市化的积极面,而忽视城市化的消极面。

  西方或效仿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在规模不断扩张中,终于恶化到“大到难以收拾”的地步,由此导致日趋严重的“城市病”,形成了环境污染、交通拥堵等人与物、人与自然的对立,更为严重的是形成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对立,最为突出的是城市与农村的对立,如此便形成所谓的“二元经济”与“二元社会”。

  城乡“二元”对立与博弈的结局是,农村城市化,农民市民化,城市不断向外推进地盘,向内席卷资源,蚕食农村,消灭农民。与此同时,城市与市民在产业化、市场化、商品化的洪流中,被冲刷、打磨成为一个异质社会,即城市各种族、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,这种状态在美国被称为“种族马赛克”。具体地说,各种族、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,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。

  在马赛克或曰拼图城市中,最不忍看到的就是“城市伤疤”——贫民窟的出现与扩散。在美国,南方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,择群而居,贫民窟由此不断扩大。上世纪20年代末,纽约哈莱姆地区已完全黑人化。黑人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,引起了后来的种族骚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“城市危机”。对于那些生活优裕的白人而言,城市越来越不宜居,迫使白人不断从中心城区迁走,由此出现城市郊区化,或逆城市化。如此,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纽约、底特律、克利夫兰、芝加哥、波士顿等诸多城市(尤其是老市区)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衰落现象。

  在那些紧步发达国家后尘的发展中国家(如印度、巴西与南非等),贫民窟已经成为诸多城市顽疾,脏乱差、黄赌毒应有尽有。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5%。孟买是亚洲贫民窟人口最多的城市,生活在贫民窟的人占全市人口的一半。在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,城市建成区的70%-80%都是贫民窟。因此,对于那些效法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,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败的。

  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,为了给企业提供充裕劳动力,通过土地兼并(最为野蛮的就是“圈地运动”),将农民驱赶到城市;或通过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,将农民吸引到城市,在城市中形成廉价劳动力“蓄水池”——贫民窟,充裕的“无业游民”由此成为任由资本宰割的羔羊。但是,失地农民、无业游民并没有完全依照当局、资本所设计的路径发展,城市的社会矛盾由此日益尖锐,动荡日趋加剧,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是在经济裂变与社会矛盾加剧这一基础上发生的。

  如今,发达国家早已普遍完成城市化,进入后工业社会,但是由城市化与工业化而积淀在城市社会底层的矛盾,一直在周期性潜滋暗长,只不过是昔日的无业游民,让位于贫民窟(如纽约的哈莱姆、巴黎的拉库尔纳夫)的市民,“种族马赛克”中依旧潜藏着巨大不稳定力量。在法国巴黎,贫民窟中多为穆斯林后裔,失业和贫困如幽灵一般长期困扰着这一社会底层群体,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发生的大规模骚乱,参与骚乱的主体就是穆斯林后裔。

  中国城市化之歧途——经营城市

  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,成为国民经济增长、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。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.4%提高到2009年的46.6%,平均每年增加近一个百分点,城市人口由1.7亿增加到6.22亿。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,到2013年,中国统计口径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%,真正迎来“城市中国”时代。

  在西方,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,当中更多的是“自发”、“市场化”成分,城市化过程用了三、四百年,矛盾逐渐积累,也渐次释放。但是,中国城市化“人为”因素异常突出,城市化不只是一般规划出来的、建设出来的,更多的是“经营”出来的,这就是所谓的“经营城市”。城市化在“大道理”层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,城市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发展,而在“小算盘”方面则成为地方政府、利益集团的生财捷径。

  为了经营好一个城市,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忽悠的理论——“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” ,而乡村以及相关产业(农业)是落后的标志,城市化就是乡村人转化为城市人,农民变为市民,如此使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。相关学者摇唇鼓舌,汗牛充栋。当然,还是上海人会盘算,懂经营,一言即蔽之——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。

  其实这种论断与表述经不起推敲。首先,代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,正在“逆城市化”,城市郊区化,在发达国家、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,有关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。与此同时,日本的“一村一品”显示出农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;法国傲视全球的葡萄酒与香水显示,农业只要开发得当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,是永不凋谢的朝阳产业。

  西方文明发祥地在南欧与西欧,而欧洲历史上,自古希腊、古罗马直至中世纪前,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,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,城市兴则国家兴,城市衰则国家衰,城市亡则国家亡。人们躲避战乱、瘟疫(如黑死病)、灾害往往是逃往城市,而不是乡村,这与中国恰恰相反。

  中国有数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农业文明,乡村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载体。数千年来,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,商业经济中心在市,军事国防中心在镇,而经济基础、文化基础、秩序维护的基础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农村。外族与反叛力量占据城市,甚至实行屠城政策都没有实质意义,是农业支撑国家命脉,是农村潜藏最庞大力量,是农民革命改朝换代。

  近代以来,在城市与农村的“博弈”中,农村并不处于劣势,农民进城往往将传统乡土社会的宗法观念、风俗习惯、大家庭的生活方式,以及以血缘、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带入城市生活,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识、商品意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却未能传播到乡村。直到新民主主义时期,“农村包围城市,最后夺取政权”依然被证明是成功道路。所以,在当今中国,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,来指导中国城市化、农村现代化的实践,注定要碰壁、要失败。

  其实,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、能不能自圆其说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在这理论下出台的政策,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,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最大化。正是因为“土生金”,所以就有“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”,“新领导上台,推倒重来”,新规划不仅是“纸上画画,墙上挂挂”,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,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。

  资料显示,2001-2003年,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,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%;2009年达到1.5万亿元,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%。“土地财政”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第二财政”。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,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“终南捷径”。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,地方“事多钱少”,因而也就长期默许与相关利益集团“同流合污”了。

 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,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土地,由此导致失地农民截止2009年多达4000万。然后,通过廉价、放量供应工业用地(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/5-1/3,甚至更低),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商投资,不断造势,为“城市梦”的追寻者提供就业机会。与此同时,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,通过招拍挂形式(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),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,获取土地增值收益。如此,中国的城市化被不断异化,异化为房地产化,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农民与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。经营城市直接导致楼价不断刷新,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,“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”。

  歧途的城市化,让矛盾更突出

  社会历史发展中因为有前车之鉴,后来者可以总结经验与吸取教训,因而具有某种“后发优势”。但是,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西方城市化的覆辙,而且在利益集团导向下步入歧途。

  “城市病”集中爆发,病情愈发严重。西方城市化教训表明,城市发展不当势必导致:资源的巨大浪费;居民生活质量下降;经济活力降低,商务成本上升,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丧失。中国因袭西方城市化模式,自然不能摆脱这一陷阱,更为严重的是,中国城市化人为将居住区与工作区分开,不仅造成严重的费时耗能,而且导致白天居住区一片萧条,夜晚工业区变成“鬼城”。国内媒体报道,中国城市发展有“四大怪”,即:千城一面,规划混乱,好大喜功,伪造古董。

  大众所关注到的“城市病”——噪音、光、废弃物等污染,热岛效应,交通堵塞等,属于城市化的“生理疾病”。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%的速度增长,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,诸多大中城市出现“垃圾围城”现象。作为“首堵”的北京,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.5小时增加到2010年的5小时,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。以“皇城根下”为傲的北京市民,每天吸入的废气相当于抽21支香烟。每个工作日,应和着人们上下班的潮流而出现的小汽车“潮汐”运动,使这个古老而年轻都市近乎陷入“偏瘫”境地。

  除了“生理疾病”外,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还有越来越严重的“心理疾病”。在城市,尽管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越来越近,但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,正在成为苟且营生的经济动物,成为会行走的混领土的丛林。人心涣散,集体裂变,社区解体。欺诈、偷盗、抢劫等等违法犯罪猖獗,不道德行为不时发生。人与人、人与社会愈发对立,不信任不仅存在个体之间,而且普遍散布在各类群体之间。

  忽视、侵蚀、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。西方谚语“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”,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意与敬畏。但是,太多太多的中国城市几乎是在几年间一跃而起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,相关地方政府部门、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,将古老的“五行说”之“土生金”开发到极限,而土地上的一切的一切,统统可以被摧枯拉朽,没有什么法律、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。原来,推土机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、林地;时下,推土机驶入农村纵深,推平农民的宅基地,多个省份兴起“灭村运动”,将农民“请上楼”,人为升格为无就业途径、无收入来源、无基本保障的“三无”市民。

  多年来,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牺牲农村、农业、农民的基础上实现的,30年前如此,30年后亦然。用人为的户籍制度,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,硬是将共和国公民依照居住地分割成市民与村民。然后,再用人为因素将农村各种资源调集到城市,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使用。很多农民选择城市其实多半是一种无奈——试图不要让生活更糟糕。这是因为,政府对农村发展(交通、通讯等基础设施,学校、医院等基本保障)的长期漠视,公共服务天壤之别,人为制造、拉大农村与城市发展差距,将广大青年农民、农村知识分子、农村资金等诸多资源吸引、驱赶到城市。

  加剧人与人、城与乡的对立。城市经营者实施的“土地财政”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未来收益。地方政府出让的各种用途土地年限在40-70年不等,土地出让时,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取,用于当期城市“形象工程”等各类支出,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,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,“寅吃卯粮”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,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。

  中国的城市化一个伟大意外,即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“三元经济”与“三元社会”,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,诞生了数以亿计的“农民工”,在城市中集中从事低工资、低待遇的脏活、累活、单调活或危险活。他们“候鸟式”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,非工非农,又亦工亦农。中国学者高明,称之为“半城市化”或“准城市化”,一只脚迈出了门槛,另一只仍然停留在门内;抑或处于“留不下城市”,又“回不去乡村”的尴尬境地。

  多年来,中国一直为自己没有贫民窟而感到自豪。然而,中国城市化没有“城市伤疤”这一伟大成就,细致推理分析,非常不同寻常。首先,中国尽管没有贫民窟,但是有棚户区、有“城中村”,有“胶囊公寓”,有拥挤不堪、暗无天日的地下室。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流成为三个层次,即“天上人间”的富贵市民层,地表的普通市民层,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。在诸多光鲜临街大楼的背后隐藏的“城中村”与“棚户小屋”,消失在媒体报道的视线,也近乎处于地下状态。

  中国城市化没有贫民窟,除了有强大、无坚不摧的“城市管理”力量外,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,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,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,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,拿起锄头,重操旧业。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农民工眷恋的故土,更是农民工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。如今,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,资本下乡,土地流转,城市扩张,农民纷纷失地,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。衰落的乡村、裂变的社区、游走城乡的农民工、日趋严重的“城市病”等等,都在指向一个疑问: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?

  原载《世界知识》2011年第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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